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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KP Chinas und der Feminimus

序言

建党前后，黨內人士对女权主义的态度随自身阶段性目的而改变。

事实上，共产党的几个主要的创建者都曾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与倡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开始将这场女权争论引导到社会主义诉求中，把重点转向提倡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别。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了达到争取支持者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排斥性的策略，开始了对女权主义的嘲讽。共产党仿效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把一些不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坚持把重点放在男女平等上的女权主义者称为“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同盟，而不是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所以，共产党可以一边支持强调“妇女权利”的党内女权主义议程，一边贬低“女权主义”，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使得共产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后来学会了怎样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话语空间中谨慎运作，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

建立在女性身体使用方式和能力之上的妇女解放话语。

从1949年前后看，“新女性”的阶级组成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令人诧异的是，她们面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却经常很相似。在弋玫的分析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话题和关注点，其源头似乎可以回到20世纪前叶大城市里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者的立场是强调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社会主义者则坚持女性在体力上可以与男性媲美。这两种论调都可以回溯到30年代的科学女性观，以及当时对健康和运动的讨论。这些分析说明，妇女解放的话语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使用方式和女性身体的能力的讨论上的。

向前大跃进？——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的政治

众所周知，官方对大跃进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性的，然而，作者访问过的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妇联领导却认为大跃进时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高潮。

马克思母性主义:

在马克思母性主义范畴内设想的男女平等重新强调而不是排斥家庭。[......] 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科学和教育的话语首先将母性作为妻子的一个永恒的原则，并将生育下一代视为女人的“天职”。

从“银花赛”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性别分工

短暂的同工同酬（为了激励女性劳动，而非純粹地为女性权益）：

但从下面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海涛在1956年召开的“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的一段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在棉田管理中是大力推广承包形式的：
做好广大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的承包工作，这是发动妇女力量的主要关键。如何进行承包呢？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建议农业社领导上，把男女劳力精确统一计算，统一规划，就是所有的活路，按男女劳力的技术高低、体力强弱和耕作难易等情况进行站队，男女分工。……全部棉田管理工作以组为单位，固定包给妇女，以加强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保证质量，便于检查，还要做好验收工作和奖惩工作。（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21）
看来这是政府有意识地推动，说明在当时的棉花生产中政府采取了比较务实的管理办法。这种管理有利于推广同工同酬，因此也较好地调动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

在20世纪50年代末男人退出了棉田管理劳动，但却仍然担任着技术指导——许多务棉专业组的技术员是男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作者插队的地方，男人又参加了棉花田里的拔苗、定苗、锄地等活路，只是这个时期记工分已经不是“同工同酬”，男人和女人一晌干同样多的活，工分却是男10分、女7分。最初在动员妇女时强调的“同工同酬”，随着整个棉田管理的活路交给妇女之后消失了。因为不存在男女“同工”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了“同酬”的斗争。妇女的工分也随之降了下来，男性从事的副业生产、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活路继续保持着高工分。60年代后生产队普遍实行的是评分制，半年或者一年一评，基本维持着男10分、女7分的模式。
妇女大规模地参加棉田生管理，在棉花丰产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并没有改变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男高女低”的格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继续得到保持。

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

五十年代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参与社会劳动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劳动」这一概念却缺乏清晰的解释。斯维尔德洛夫的描述是“公共的社会生产”；人民日报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及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生产劳动”，这两种定义都将家庭劳动排除出社会劳动的范畴。换言之，当时的妇女之友参与了农业合作社这类带有集体经济成分的劳动，才能够“迈向解放”。相应地，家务劳动被视为私人性质的劳动，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妇女被扣上了“懒汉“、“依赖男人”的帽子。

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贬抑妇女在私人领域活动的价值，把妇女“围着锅台转”与愚昧、落后、不解放画等号。“文革”期间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则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公与私领域的分野被提高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选自《“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性别与劳动》）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性别与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亟需发展工业，但又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女性因而成为了劳动的“一级蓄水池”接受动员，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度相比，蓄水池制度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在《人民日报》使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频率最高的三年，恰恰是中国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

《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关于同工同酬报道和社论最集中的1972—1974年，恰恰也是农村劳动力最短缺的时期。

动员的方式基本可以概括为：设立一个政治批判的对象，批判之；再树立一个大众学习的典范，借“先进事例”动员之。

（女性社会角色期许与国家需求之关系）

铁姑娘运动：

• 铁姑娘”运动产生于官方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平等的话语，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重点鼓励女性要与男人一样尽社会义务，但不强调平等的权利。“铁姑娘”们即使做了“男人的活”，也不能拿到男人一样的报酬，而且多数人意识不到这种权利与义务背离的不合理，还将其解释为“无私奉献的精神”。

• 复杂性：尽管当代人对铁姑娘运动多持否定评价，但亲历者自身对这一运动的评价却十分多元，甚至其主流意见是正面的。

  铁姑娘”运动已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初衷而成为一个政治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底层妇女可以对地方性别实践发起挑战，或要求社会承认她们的贡献。与此同时，“铁姑娘”的形象也成为鼓舞那个时代渴望与男性平等和独立生活的女性的楷模。

• 局限性：未触及父权制结构本身；

  由于“铁姑娘”运动并未触动父权制结构，一边倒地强调“男女都一样”只可能导致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利。

  （韩启澜认为）导致这种断裂（已婚妇女和年轻女性对待性别平等运动的态度）的根源是农村地区强大的父权制体系。农村年轻女性只在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分工上力争“男女都一样”，根本无力撼动农村的包括家庭劳动力性别分工在内的性别制度。只有在她们单身而没有任何与母亲、妻子、媳妇的角色相关的义务时，她们才能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的话语力量来创造出一定的自我表现空间。一旦结婚，她们将深深嵌入根据一整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规定完全不同的规范来运行的父权制家庭中。

中国官方语境下男女平等的myth

平等”被等同于与男人“相同”，而“差异”被简化为男女之间的性和性别差异。就像过去一样，正是对女性身份这个问题的狭隘化、单一化理解束缚了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使她们只关注平等—差异的二元对立或者说这一悖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权利问题而非性别问题，人的问题而非性的问题

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在对鲁迅的短篇小说《香皂》进行的分析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指出小说中鲁迅的妇女问题立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鲁迅认为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很有预见性。”

总的来说，女权主义几乎从来都不是KPC所支持的目标，而对于女性权益的关注（如同工同酬、保障就业等）程度则几乎取决于国家需要。例如，在最需要劳动力的工业化建设时期，女性群体被视为（可强制征召的）“蓄水池”。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女性总是『被解放』的客体，而非拥有自己“女性身份”的主体。官方话语没有将家务劳动视为社会劳动，尽管国家也曾号召男性分担家务，但还是希望女性承担更多家务活动。因此妇女在参加社会劳动后更辛苦了。

Der Feminismus Chinas

序言

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权主义的四个代表

在1900年到1911年的有关“女权”的讨论当中，曾出现过四个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每一种形象都和一位具体的思想家相关联。首先是金天翮的“国民之母”，其次是秋瑾的认为女性应该“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再次是张竹君的“摸索新角色”，然后是何震的“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从这四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所有主要女权主义代表性思想的萌芽。

译介新女子：中国女权主义者眼中的西方

1920s，追求民主，为选举权斗争。

另外，这些中国妇女似乎并不需要世界妇女运动的直接指导。作为国际妇女参政权协会（IWSA）的主席，卡特世界巡访的目的之一是将该会的专长和经验介绍到非西方国家，帮助它们的妇女运动。而她们显然没有预料到中国妇女对西方参政权观念和策略的熟悉程度，因此她们两人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进展相当吃惊。卡特表示：

她们的政治洞见和实干让我刮目相看。她们并没有从我们西方的报纸上吸收多少经验，因为她们中很少人会第二门语言。她们的运动都出自自己的发明。她们聪明、反应快、坚强。在中国有很多妇女的团体，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为选举权而奋斗。她们将会申请加入我们的协会，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还会派出代表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大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妇联高层和坊间得到了不同的评价，即妇联高层认为大跃进损害了妇女利益，而基层妇联组织则认为此次运动标志着妇女解放。但是正如许多历史事件一样，本次妇女解放运动及活跃其中的妇女代表也具有某种局限性。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她们传达出的信息是混乱的：她们为妇女的同工同酬与男性领导争论过，同时认为做好家务劳动是妇女的本分天职；她们说服婆婆让年轻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同时也在劝说挨丈夫打的妇女不要离婚；她们宣传婚姻自由，却坚守着自己的不幸婚姻不愿意改变；她们一辈子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老来一度却生活凄凉，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生活。
她们的经历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这场以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谁是女权主义者？——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后关于《上海宝贝》、“身体写作”和女权主义的矛盾立场

九十年代：

事实上，中国海内外的女权主义学者都了解，大多数中国妇女很难接受“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包括许多女性知识分子[7]。除了少数“受到启蒙”的学者以外，大多数人并不情愿认同这一标签。这些“受到启蒙”的学者逐渐宣布，她们对“女权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刻，因此接受这一术语不成问题（她们中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女性主义”的翻译，而不是“女权主义”）[8]。

（番外）名人雅士和女权主义

女性、母性与生物界同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

茅盾：

茅盾说妇女运动的目的不是要反抗男人，也不是要凌驾于男人之上，更不是要和男人一样。他提醒女性不要忘了爱伦凯的告诫，说妇女的天职是在家庭。他斥责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者，说她们还在那里“死抄着参政运动的老文章”，浑然不知世界的新潮流已经走到了更宽、更广的道路上去了。

周建人：

周建人也同样地在他的文章里挥洒了一些反女子参政运动的看法。他对女性的忠告是，她们一定要听从格里肯夫人（Walter Gallichan，即上文所提到的哈特蕾）的话：女人应该要“与男人一起去得自由”（free with man），而不是去争“与男人有别的自由”（free from man）。他同时也发挥了泰倍尔（Ida Tarbell,1857—1944）反对女性外出工作的理论，虽然他承认泰倍尔的论点是极端了一点。在《妇女杂志》的节育专号里，周建人翻译了优生学家韦艮木（Albert Wiggam,1871—1957）的一篇文章，韦艮木说：“正经的女人……在儿女满堂的家里找到了更宽广的‘自由’、更高深的人生知识以及奥妙无穷的美丽。跟这一切相比，那在外寻寻觅觅、自以为见过世面的她，她所能找到的所谓的‘自由’算得了什么呢！”

他认为男人要求女人“守节烈贞操”的观念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节烈并不是女人“自然的欲求”，而“只是男子要永久占有女子而设的牢笼”